本帖最后由 白雪 于 2013-7-13 11:49 编辑
【诗】在中国诗学的传统与典籍里,诗这个名词有多种合义和用法。作为一个专名,它指的是中国古代“六经”之一的《诗经》。春秋时代,国事活动和诸侯交往中,往往借诗陈言,诗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相当重要。到孔子时,流传着的各类诗歌超过三千首,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简称《诗》,如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汉武帝时设五经傅士,以《诗》为五经之首,称为《诗经》。。构成中国诗这种韵文形式的要素和区分各种诗体的根据,在于每句的字数(四言、五言、七言或杂言等)、每个字的声调(首先是是否讲究声调,其次是如何讲究,用平声抑或用仄声)、每篇的句数(固定抑或不定,如固定则定为几句,是四句、六句、八句或更多)、韵脚的位置和多少(是隔句抑或每句押韵)以及对偶的安排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精地发展起来的。此后,诗体的成长首先体现于每句字数的增加。四言诗流传既久,渐渐衰弱,到汉代,五言为主的倾向渐显,无论民歌还是文人创作,大多以五言为句。七言诗最初产生于民间歌谣,后为文人所学,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句》被认为七言体诗之始。五言诗创作经验日丰,诗人对艺术的追求日强,又受佛经转读和焚呗声调的影响,对汉语声音的辨析日益精细。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声病说”产生。从此文人做诗开始自觉讲究“四声”(平、上、去、入)的均衡搭配,努力避免“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的出现。诗人还喜欢在诗中运用俪偶对仗,以求字面之美。延至初唐,这种声律要求严格,句数限定为八句,当中四句必须对仗的五言诗体完全成熟。为了便于和前此不讲声律偶对的古体诗作区分,遂将其称为“近体”,也就是“律诗”。继五言律诗之后,又出现了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和绝句等多种形式的格律诗,近代以来,“诗”还有较广的含义。那就是把萌发于唐代民间曲子而极盛于两宋的"词",和酝酿于宋代而极盛于元代的“曲”也列入“诗”的范畴。一向被称为“诗馀”的词和“词馀”的曲,实际上己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 首先是对于诗的内涵“情志”的重视。早在先秦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到《诗大序》更明确地论道:“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发端,中国诗论历来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为创作诗歌的先决条件,甚至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而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以及一切由此带来的弊病,如抄书用典等。 其次,中国诗特重意境的创造。在众多意境和风格类型中,风骨健挺的雄浑崇高和淡远飘逸的阴柔优美,得到格外的重视。而两者相较,又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蕴藉含蓄,为诗家所最向往,能够达到此一境界者,则为“有神”、“有韵味”乃至有“味外之味”和“韵外之致”。 第三,中国诗历来讲究“中和之美”。从孔子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到《礼记·经解》篇提出的“温柔敦厚,诗教也”。 第四,十分注重诗歌的政治教化功用,强调借诗以观察民风国情,用诗以感化教育百姓,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这是中国诗的主要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虽然传统诗学对诗歌创作的价值和审美取向均有比较严格的约束,但历代思想卓特、才华横溢的诗人仍然通过各自的途径,创造出了种种富有个性色彩的风格,有的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流派。 “毛诗”成《诗经》的代称,毛诗学也就相当于诗经学。《诗经》、《楚辞》这样的诗歌总集,乐府、歌谣、民谚等诗歌类型,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都已形成专门学问,它们既可以单称“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歌谣学”、“民谚学”,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诗学的组成部分。 一、有关诗歌的基本理论和诗学基本范畴。前者如诗产生的原因、诗的性质、特征、功能、价值、作用、地位、风格、流派、以及诗与其他文学样式(体裁)和艺术门类(如音乐、歌舞、美术等)的关系等;后者如六义、四始、比兴、美刺、言志、缘情、才性、识力、风骨、气韵、意象、境界、兴寄、载道、形神、虚实、复古、通变,以及状写各种诗风、诗境的专门术语之类; 二、有关诗歌形式和创作技巧的问题。诸如对于各种诗歌体制的辨析,对于各种诗体的渊源流变、相互因革、承继发展关系的考察,以及所谓“诗法”的研究。诗法又可按构成诗的元素,分为字法、句法、章法、用韵、用典、对仗等方面,总结艺术规律、树立美学标准,传授创作经验,提出避忌原则; 宋人欧阳修写了第一部谈诗的随笔《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门论诗的文学批评体裁。宋以后,特别是清代,诗话的数量更多,对诗话的研究有所加强,并出现了诗话丛书,如《历代诗话》及其《续编》,近人所编的《清诗活》及其《续编》。诗话的内容,一般包括“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等几个方面(《许彦周诗话》),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话》中,将诗话分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诗学论文在这方面就优越得多,古代的诗学论文多见于书信和序跋,著名的如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韩愈的《答李翊书》、宋欧阳倍的《梅圣俞诗集序》、苏轼的《书黄子思诗集后》、杨万里的《江西宗派诗序》等。诗学著作也有以诗或图的形式出现的,如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元好问有《论诗绝句》、唐人张为则有《诗人主客图》。在西方,所谓"诗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别,其广义者也正是指一般文学理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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