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三十九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三十九讲

《霏雪录》曰：“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殊不知老农亦有名言，贵介公子不能道者。林逋曰：“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此乃反唐人之意。窦庠曰：“汉家若欲论封禅，须及相如未病时。”

注释：⑴《霏雪录》，明初诗人刘绩所撰，属笔记著作，本书主要记录先世传闻、梦幻诙谐之事，及对旧诗词辨核疑义等方面内容。⑵ 贵介公子，指贵族豪门子弟。出自晋·刘伶《酒德颂》：“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⑶ 三家村，指偏僻小乡村。出自唐·王季友《赠沈千运》诗：“山上双松长不改，百家唯有三家村。”⑷ 乍富人，意指“暴发户”。

谢榛这段诗话，主要是议论唐诗与宋诗孰优孰劣的问题。谢榛对明初诗人刘绩《霏雪录》崇唐抑宋的观点，进行了探讨，意在纠正对唐宋诗歌审美认知的偏见。在他看来，任何朝代的诗歌，都有其优与劣的两个方面，宋诗中也有比某些唐诗优胜的地方，不能对宋诗加以一味的否定。

刘绩，字孟熙，明初诗人，浙江绍兴人。其以诗书传家，性爱吟咏，力辞仕进，以教授乡里为生，弟子知名者甚众。因家住西江草堂，故人称“西江先生”，而《霏雪录》为其所撰。刘绩在对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是持“崇唐抑宋”的态度。他把唐诗比作尊贵的豪门子弟，风流蕴藉；把宋诗比作偏僻小乡村中的暴发户，鄙陋庸俗。实际上，他这种“崇唐抑宋”的态度，也是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文人对唐宋诗的主流审美倾向。但谢榛却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也因此，他才在诗话中说刘绩，“殊不知老农亦有名言，贵介公子不能道者。”其意是：宋诗中也有佳句，也有境界高的，有些唐人诗作未必比得过。然后，谢榛例举了宋朝林逋、唐朝窦庠的诗句来比对，以说明这个问题。

林逋，字君复，浙江宁波人，北宋隐逸诗人。其性格孤高自好，喜恬淡，弗趋荣利，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他的一生以梅花为友，隐居西湖孤山，终生不仕不娶，有“梅妻鹤子”之誉。因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故世称“林和靖”。其咏梅诗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虽然这两句改自五代南唐江为的残句，将“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中的“竹、桂”二字，改成“疏、暗”，却使梅花形神兼备，活灵活现。

窦庠，唐朝人，曾任登州刺史。窦叔向之子，家中还有四位兄弟，俱以诗驰声当时，著有《窦氏联珠集》。提到窦庠，这里要注意的是：窦庠的五兄弟，与童蒙读物《三字经》中的窦燕山五子没有关系。窦燕山，为五代后周时人，原名窦禹钧，因家住燕山一带，故被人称窦燕山。

谢榛在诗话中说：“林逋曰：‘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此乃反唐人之意。”这里的“唐人”便是窦庠，即林逋诗句与窦庠诗句：“汉家若欲论封禅，须及相如未病时”之意相反。林逋的两句诗，出自他的《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其诗云：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头秋色亦萧疏。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注释：封禅shan，去声。筑土曰封，除地曰禅。《史记·封禅书》记载：“古者，封泰山禅梁父。七十二家”。意思是上古有72位帝王，先封泰山祭祀上天，后禅梁父山祭祀后土，秦汉时特重此礼。

这首诗是林逋临终明志之作，也是自题的墓诗。命题中的“寿堂”，原指停放棺木以行祭礼的厅堂，这里喻指坟墓。诗中的“茂陵”，即西汉武帝刘彻的陵墓，这里指代汉武帝。“封禅书”，是指司马相如死后留下的劝汉武帝到泰山、梁父山（梁甫山）祭祀天地的遗书。其诗意是：我活着的时候，是面对着青山，在西湖边结庐居住；我死后，我的坟头也将在秋色中萧条荒凉。或许哪一天汉武帝来搜求我的遗稿，我应该庆幸没有写过劝他“封禅”的文章。这首诗的转结之意，非常明显的在于明其淡泊之志，不为权贵而折腰。

谢榛在诗话中说，林逋的诗意与窦庠的诗意是相悖的。窦庠的两句诗是出自他的《冬夜寓怀寄王翰林》，其诗云：

满地霜芜叶下枝，几回吟断四愁诗。

汉家若欲论封禅，须及相如未病时。

诗题中的“王翰林”，按窦庠的人生轨迹来看，应指唐顺宗永贞年间，在“永贞革新”中失败的翰林王叔文。诗中的“四愁诗”，是指东汉时期张衡的《四愁诗》。“四愁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一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心情。窦庠在这首诗中，实际上是叹息王翰林变革新政时，唐顺宗却中风失音，不能理政，以致失败。这就好比汉武帝想要封禅，司马相如为其写好了《封禅文》，却来不及上奏给汉武帝就病死了一样。窦庠之所以在诗中表示“几回吟断”张衡的《四愁诗》，且用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一典，其实就是想表达一个人要功成名就，就必须抓紧时间，把握机会，不然就会后悔莫及的意思。

由此可见，林逋和窦庠这两首诗的志趣是相反的。前者是表达了淡泊名利之心志，后者则是对未能功成名就而遗憾。于是，谢榛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人也有不及宋人的地方，即窦庠的诗，显得功名心重，而林逋的诗，弗趋荣利。

其实，谢榛在这里把一个人的德行是否高洁，作为了两首诗的评判标准。这只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诗歌艺术的审美评判。因此，这与《霏雪录》的论断，有点风牛马不相及。《霏雪录》所表达的，是其对诗歌艺术的审美认识。

若单论唐诗与宋诗在艺术上的孰优孰劣，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在文学史上，这是一段至今尚在讨论的公案。比如，南宋诗论家严羽对宋诗就持贬损的态度，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宋诗“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还毫不掩饰地说：“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清初诗论家叶燮，在其《原诗·内篇上》也陈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自（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叶燮这段话，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宋诗”就相当于现代人们鄙薄的“老干体”。而清初诗人吴之振，则对宋诗持赞扬的态度，他在《宋诗钞序》中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实际上，严羽他在教人学诗时又说：“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由此可见，唐诗与宋诗自有优劣，不能一概而论。近代的一些学者，如民国时期的缪钺先生，就有一段比较公允的评价。他在《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就是说，唐诗重韵致，以韵胜，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并通过客观形象，抒发社会群体所共有的情感，取得读者的共鸣。如唐朝李白《望庐山瀑布》，其诗云：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诗中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其美全在情辞。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这也便是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的意思，即不涉及道理，不以言语解说。换句话说，就是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有了通感，引发共鸣。

而宋诗重理趣，以意胜，所以摆事实，讲道理。同样是写庐山，宋朝的苏轼就不一样，其《题西林壁》诗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中起承句虽是写景，但也有议论的成份，而转结句却完全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即涉及“理路”和“言诠”，才能让读者更充分的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千变万化。这首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更为深刻，以气骨见长，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也就是宋诗富于理趣的特色。说实话，要写好宋诗，须更要多读书，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行。

当然，我们讲唐诗与宋诗的优劣，千万不要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即唐诗和宋诗中的“唐宋”二字。“唐宋”二字，在这里不仅仅是指两个朝代诗人的诗作，更是讲诗歌的两种艺术风格表现，审美价值取向。从这一点来说，唐诗和宋诗的艺术风格，审美价值取向，实际上也是一直并存的。换句话说，唐人中有写宋诗风格的诗，宋人中也有写唐诗风格的诗。

唐人中有写宋诗风格的，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等。因为他们的诗歌不仅在题材上广泛涉及社会生活，也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常常通过说理和议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在风格上也就具有了宋诗的特点。换句话说，他们有些作品就具备着宋诗那样，偏重义理情趣，给人以启迪。如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其诗云：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就是以议论说理为核心，提出了辨识真伪需经时间考验的观点。诗中通过“试玉辨材”的比喻，以及周公、王莽的历史典故，阐明表象易惑、久验知质的处世哲理。因此，从这点来说，宋诗就是在继承他们的形式与风格，并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果，而唐代的杜甫，也因此成为了宋代江西诗派的“一祖”。另外，当宋人以唐人描写山水自然景物，和自我感受隐逸生活为宗的时候，他们的诗歌风格，也会显得清新自然，也就具有了唐诗的风格，如林逋、永嘉四灵等一些有复古倾向的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有些即可称之为宋诗中的唐诗。

总之，历代以来，唐诗和宋诗优劣之比，更多的是从诗歌形式与风格上来比较，也就说，有人喜欢唐诗的风格，也有人喜欢宋诗的风格，若以唐人与宋人的诗歌思想境界，价值取向相较时，那就如谢榛所说的：“殊不知老农亦有名言，贵介公子不能道者。”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