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二十四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二十四讲

用事多则流於议论。子美虽为“诗史”，气格自高。

注：⑴ 用事，指引用事典与语典，即引经据典。⑵ 诗史，这里应指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具有历史意义的诗歌。

谢榛在这段诗话，主要是讲“用事”的利弊问题。通常“用事”这一概念，是指在诗歌创作中应用典故，包括用事典和语典。也就是如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所阐述的那样：“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即在文学创作中，通过类比具体事例阐释抽象义理，并引用古代事例佐证当下观点。不过，依据诗话中“诗史”一说，这里的“用事”，除了“用典”，还应包含“叙事”的意思。谢榛承认子美为“诗史”，意思就是认为杜甫的诗“用典”和“叙事”都很多。而所谓的“诗史”，就是指诗人的作品能够大量的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和重大历史事件，且具有历史价值。

一般来说，在诗歌创作中引用历史故事，或用语典、成语等都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既能够丰富诗歌的内涵和引发读者的联想，还能使诗作更具权威性和历史纵深感，达到含蓄蕴藉、深沉浑厚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善于“用事”的作者，就能为其作品增色。比如，唐·王昌龄的《出塞》绝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运用了汉代将军李广的故事，通过对古代人物“龙城飞将”的景慕，来反衬现实中的缺憾，可谓是“婉而成章”，不致锋芒毕露。

然而，用事则不能太过。按谢榛的说法就是“用事多则流於议论。”其实，南朝钟嵘的《诗品·诗品序》中，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即诗作“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换句话说，诗的本质是吟咏性情的，是感性的，这就需要有画面感，故不宜用事过多。因为用事多，则流于议论，从而影响诗歌本身的艺术表达。这就好像魏武帝《善哉行》的七解一样，“不可泥於诗法论之”。况且，不少人在“用事”之时，还会出现种种的弊端。如用典牵强不当，从而造成对诗歌的误解；如‌用典冷僻深晦，从而影响对诗歌的理解。倘若‌误用古事，那结果就更严重了。因此，要避免用事之弊，首先就要避免过度依赖典故。

但具体到杜子美的诗，谢榛则认为其诗“虽为‘诗史’，气格自高。”要弄清楚谢榛为什么这样说，就要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杜甫之所以被称之为“诗史”，原因不在于其用典艺术，既博大精深又浑然天成‌，能避免堕入“议论”之弊；而是‌在于他的诗歌叙事，能够深刻反映了‌唐代社会面貌，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面貌，因而才被视为历史的见证。比如他的“三吏”和“三别”等作品，就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况且，杜甫的诗歌虽多用典、叙事，描摹现实，但内中自有沉郁顿挫之情感弥漫生发，用事抒情浑融不可分，是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的真实记录，所以其诗文的气韵和风格自然高大。如杜甫记载一段史实的五言律诗《对雪》。其诗云：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杜甫此诗是写于“安史之乱”期间。当时唐军在陈陶斜和青坂两地与安禄山叛军展开大战，却遭到大败，由此，杜甫逃到半路被叛军抓住，解回长安。在长安羁押期间，他愁望着漫天飞舞的飘雪，感受着冷冽刺骨的寒意；对国家和亲人的命运深切关怀，而又无从着力，于是就写了这首诗，以记载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这首诗读下来浅白易懂，但其中的“战哭”“新鬼”“回风”“书空”均是用事，却又都是真实的叙事，用事抒情浑融一体。“战哭”，出自《后汉书·陈宠传》：陈宠为广汉太守时，“先是雒县城南，每阴雨，常有哭声闻于府中。积数十年，宠闻而疑其故，使吏案行。还言：‘世衰乱时，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傥在于是？’宠怆然矜叹，即敕县尽收敛葬之。自是哭声遂绝。”“新鬼”，出自《左传·文公二年》：“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回风”，出自《楚辞·九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书空”，则是晋人殷浩的典故，意思是忧愁无聊，用手在空中划着字。而颈联中的“无绿”，则是无酒的意思，杜甫这里“绿”字，是指新酿的酒，因为唐时的新酒，会浮起绿色的泡沫，比如白居易就有“绿蚁新醅酒”句。总之，杜甫这首诗读起来，在表面上看不出用事痕迹，只觉得这是叙事，但实际上“用事”颇多。而当你理解了这些典实之后，就会深刻理解这首诗的内涵是多么丰富，且含蓄蕴藉、深沉浑厚、气格高远。正如杜甫自己所说的那样：“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西清诗话》）。

总之，在这段诗话中，谢榛并非反对在诗歌创作中“用事”，而是强调“用事”不必过多，要做到贴切有度，含蓄自然、不露痕迹。有如杜甫那样“用事抒情浑融不可分”，即将典故‌内化为情感与意象的一部分‌，达到“水中着盐，不见其形”的境界。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