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诗格》曰：“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涵蓄，方入诗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论，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贾至、王维、岑参诸联，皆非内意，谓之不入诗格，可乎？然格高气畅，自是盛唐家数。太白曰：“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迄今脍炙人口。谓有含蓄，则凿矣。
注释：⑴ 《金针诗格》，又称《金针集》，是一部唐人指导作诗的工具书。⑵ 盛唐之法，指开元、天宝年间诗歌自然感发、直觉感悟、浑然天成、无迹可求的审美境界。⑶ 盛唐家数，指盛唐诗歌所确立的独特体格法度与审美典范。
谢榛这段诗话，借对《金针诗格》“内意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的内外意诗格标准的批评，阐明盛唐诗歌原生的审美特质。他肯定盛唐正宗诗作即便没有做到“内意尽其理”，仅凭“外意欲尽其象”的营造，也能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在谢榛看来，盛唐时期涌现出的除《金针诗格》提及的杜甫之外，诸如贾至、王维、岑参、李白，乃至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等典范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歌创作路径，以及由此形成的山水田园、边塞、浪漫等各类诗歌风格流派，都可归入“盛唐之法”与“盛唐家数”的范畴。
谢榛提到的“盛唐之法”和“盛唐家数”，其“盛唐”之意，不同于历史学上所定义的“开元盛世”阶段，即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到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也就是公元713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止。此处的“盛唐”是文学方面的分期，即从唐玄宗开元年间到唐代宗大历初年，公元713至768年，涵盖安史之乱后的部分过渡阶段，将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作品及大历初年的作品作为盛唐尾声一并纳入。
《金针诗格》其名中的“金针”，源自民间“金针度人”的典故，暗指传授作诗的不传之秘，诗病得金针点拨便可消弭。而“诗格”，则指作诗的法则与诗的格调。书中涉及诗歌的义理、物象、声律、对仗、分类、抒情方式等诸多问题。比如论述诗有“三本”，即“以声律为窍，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因此，这本书属于规范科举诗赋写作程式的“诗格”类著作。《金针诗格》旧题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所撰，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记载，白居易曾自述与元稹、刘禹锡撮录诗学体要编成此书。但后世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白居易之名所作，成书时间大致在晚唐五代时期。依据是书中收录了晚唐诗人的相关诗句，还包含晚唐郑谷等人《新定诗格》中才出现的“葫芦、辘轳、进退”等内容，这些元素都不可能出现在白居易生活的年代。
谢榛在诗话中引《金针诗格》曰，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涵蓄，方入诗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是也。
这里的“内意”，是指诗歌的内在主旨。“欲尽其理”的“理”，指向义理，要求诗歌充分承载其中蕴含的思想情感，不能空洞无物，具体的表达形式包含美、刺、箴、诲等类别。换言之，诗的“内意”要通过歌颂、赞美、讽刺、讽谏、规劝、劝诫、教诲等方式，充分传递诗人想要阐发的情感与思想内涵。
这里的“外意”，则指诗歌外在的表现形态。“欲尽其象”的“象”，指向具象物象，诸如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都属此列。也就是说，要传递诗歌的情感与思想，就要充分借助可感知的形象描写来实现，而非单纯依托抽象说理。比如要表现高考这一主题，可以通过考生与家长参与考试的现场场景描写，让读者自行感悟其重要性，而非仅靠直白说理完成表达。
而“内外涵蓄，方入诗格”的内涵，是指诗歌既要有内在义理，也要有外在意象的呈现，且要将二者自然、含蓄地融合表达，才算符合理想的诗格标准。换言之，诗歌中的景物描写，既要细致、真切、生动，也要与内在义理相互结合，形成含蓄的表达效果，让诗歌既有深厚内涵，又有丰富意象，最终达到情景交融、新警动人、富于言外之意的艺术境界。
《金针诗格》认为，杜甫的“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一联，达到了内在义理与外在意象交融、含蓄表达的高度。杜甫这两句诗，出自《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题中的“奉和”，指依照原作的韵律或内容作和诗。“舍人”，即中书舍人，当时贾至正担任此职。“大明宫”，是唐代长安的重要宫殿名。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春天。当时中书舍人贾至写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一诗，杜甫与王维、岑参都为此作了和诗。杜甫这首和诗是依循原作内容，并非步其韵脚。全诗如下：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注释：⑴ 五夜，即五更天。⑵ 晓箭，指清晨漏壶中计量时间的刻杆。⑶ 九重，指帝王居住的宫禁之地。⑷ 龙蛇，指旗帜上的龙蛇图案。⑸ 香烟，指大明宫中焚香所生的烟雾。⑹ 珠玉，喻指优美的诗句。⑺ 世掌，指父子或祖孙相继在中书省任职。⑻ 丝纶，喻指中书后省代皇帝草拟的诏旨。出自《礼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⑼ 池，指设于禁苑中书省的凤凰池，后世也代指唐朝宰相职位。⑽ 凤毛，即凤凰的羽毛，喻指稀有难得的人才。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大奴固自有凤毛”。
首联紧扣“早朝大明宫”的时间、地点落笔。上句写时间，以宫廷传统的漏壶计时意象，点出五更破晓、早朝将启的节点，突出“早”的意涵。下句“写早朝地点，以“九重”代指皇宫，“仙桃”呼应大明宫的宫苑春景，铺陈宫苑春日盛景的氛围，自然点明早朝的场所。
颔联承接上联下句，依次铺陈大明宫内的仪仗、自然景观与朝会氛围。句中的“龙蛇”，表面写旌旗上的龙蛇图案在暖风中轻轻摇动，却暗含龙蛇随春蛰动的意趣，也指向安史之乱初定后，肃宗中兴在即、升平有望的时代背景。而“燕雀高”，表面实写晴日里燕雀翩然高飞，实则暗喻新朝中即便地位不高的臣僚也能广沐恩泽，或许还藏有安史之乱后人才凋零的叹惋。《金针诗格》认为这联诗，能将外在意象与内在含义自然融合，以含蓄的方式传递深意，契合诗歌的高妙格调，达到情景交融、新警动人、富于言外之意的艺术效果。
颈联与尾联，杜甫将笔触转向诗题中的“中书舍人贾至”。颈联写贾至的儒雅风流，点出他写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这般佳作的才情，也顺势交代了自己作和诗的缘由。尾联上句称许他深受君主恩宠。因贾至父子相继在中书省任职，代皇帝草拟诏旨，所以杜甫称其“世掌丝纶”。下句用东晋名士王劭的风采不逊其父王导的典故，来赞美子承父业的贾至。句中以禁苑中的凤凰池中指代中书省，以“凤毛”指代贾至。
总之，《金针诗格》举出杜甫的颔联作为范例，阐释其“内外意”创作标准。就是说，这联诗以春日宫殿中旌旗龙蛇舞动、燕雀翩然高飞的鲜活宫廷物象，暗含对朝廷中兴、君臣安和的颂美义理。义理完全藏在物象背后，没有直白点明，契合儒家诗教“美刺含蓄”的创作要求，完全符合“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涵蓄，方入诗格”的标准。谢榛认可这是“上乘之论”，却又指出《金针诗格》的这一标准，并非盛唐之法。也就是说，这套标准并不能覆盖所有盛唐诗歌的创作路径，盛唐诗人往往随性抒发情志，并不会刻意遵循内外意必须兼备的固定程式进行创作。
于是，谢榛列举了中书舍人贾至以及与他唱和的王维、岑参诗作中的经典联句，说明这些人的诗作虽不似杜甫那样做到理象交融、含蓄浑成，按《金针诗格》的标准，便是皆非内意，谓之不入诗格，却自有象外之趣，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声律风骨兼备，但依然符合盛唐之法。他认为这些盛唐台阁诗风的大家之作，依然是盛唐家数。
比如贾至“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一联，就是盛唐台阁诗中“外意尽其象”的经典范例。这联并未依照《金针诗格》的标准，刻意穷尽颂美的内意，仅以鲜活的感官细节，具象还原出场景之外的余韵。句中“随”字，让原本静态的早朝仪仗生出流动感，朝臣身上的剑佩发出清响，一路伴着他们踏上皇宫的白玉台阶。而“惹”字，以拟人化笔触，将大殿中御炉的香烟写得灵动多情，朝臣的衣袂不经意间沾染上袅袅烟痕，暗衬出大明宫早朝时雍容祥和的氛围。这联笔力匀整，气象雍容，正是谢榛所论的盛唐家数。
又如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一联，是盛唐早朝唱和诗中最具雄浑气象的千古名句。这联同样未依照《金针诗格》的标准，刻意穷尽颂美的内意，而是以极度开阔的视野，铺陈大明宫早朝时的盛大场面。句中“开”字，让原本静态的九重宫阙建筑，以动态次第铺展的方式瞬间呈现在读者眼前。句中“拜”字，又以极简洁的具象动作，收束住万国来朝的宏大叙事，尽显盛唐的天朝上国威仪。这联笔力雄壮，气象浑厚，亦是谢榛所论的盛唐家数。
再如岑参“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一联，是盛唐早朝唱和诗中最具清新鲜活质感的经典名句。这联依旧未按《金针诗格》的标准，刻意穷尽颂美的内意，只是精准扣住“早朝”二字，以春景细节铺陈破晓时分的宫苑朝会场景。句中“迎”字，将宫苑里的春花拟人化，天边残星刚刚隐落，花朵仿佛主动迎着佩剑入朝的朝臣悄然舒展。句中“拂”字，让垂柳与旌旗形成轻柔触碰，把清晨宫苑的湿润清和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这联笔力匀整，声律清亮，完全契合谢榛所推崇的盛唐诗人随性抒发情志的盛唐家数。
总之，无论是首唱的贾至，还是参与唱和的王维、岑参，他们的诗歌创作路径虽未像杜甫诗句那样植入明确的美刺义理，也就是《金针诗格》所提及的理趣，却都做到了外意欲尽其象，以极致鲜活的感官细节还原早朝场景，且格高气畅。由此谢榛提出，盛唐诗人以兴会触发的状态进行创作，随性抒发情志，从不刻意遵循内外意必须兼备的固定程式，仅凭自然浑成的场景铺陈，就自然生发出象外之象的余韵，创作出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声律风骨兼备的作品，恰恰是最正宗的盛唐家数。
最后，谢榛还以唐代李白的诗句，进一步说明即便没有做到内意欲尽其理，也无传统意义上的含蓄，却凭借直抒胸臆、诗豪语辟、气势宏大而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作品，依然可以归入盛唐家数的序列。谢榛所举李白的诗句，出自《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的第三首。当时李白经历“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行程后抵达江夏，无官无职，壮志难申，胸中满是愁闷，便前往湖南岳州，与族叔李晔同游洞庭湖。当他望见洞庭湖君山的秋日风光时，触景生情而作此诗。其诗云：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这首诗以真率激烈之情，以直笔书写之体，通过铲平君山、让湘水畅流的奇思，借巴陵无尽美酒一醉消解洞庭萧瑟秋意，直抒胸中积压的愤懑愁闷。全诗想象狂放，情感自然流出，不假安排，喷薄而出，完全是李白式的豪放表达。前二句胸襟阔大，与杜甫“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的意趣相近。“刬却”，即铲去、除掉，意为铲掉君山，让湘水浩浩荡荡毫无阻挡地向前奔流，暗含铲去心中块垒与人间不平之意，抒发胸中愤懑不平之气。后两句设喻巧妙，想象湘水若化作巴陵无限之酒，自己便可与洞庭秋色共醉，借此实现借酒消愁、超脱现实的愿望。由此谢榛提出，若认定这首诗也是“内外涵蓄”，便十分牵强，也就是“谓有含蓄，则凿矣”的意思。
可以说，盛唐之法，有别于初唐的雕琢、中唐的直露、晚唐的唯美与精致，并不拘于单一格调，而是壮阔与含蓄相融，声律与风骨兼备。其中既有杜甫有理有象的路径，也有贾至、王维、岑参象外有象的路径，更有李白情景交融、超然物外的路径，这些都被纳入谢榛所论的盛唐家数之中。可以说，谢榛的这一论证，跳出了《金针诗格》所设定的规则桎梏，重新确立了盛唐诗歌的审美判断标准。真正的盛唐之法，从来不是被固定程式框定出来的，而是时代气象与诗人兴会自然碰撞生成的艺术高峰。
（刘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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