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转载）诗学概念400题18

白雪

【才胆学识】古代诗学概念，重点论述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关于才、识诸问题，古时早有论述，如唐刘知幾《史通》，就有《鉴识》《核才》诸篇，他说：“史有三长：才、学、识。”（见《新唐书•刘知幾传》）所论虽为史传文字，但对后代诗论也发生影响。明李贽《杂述•二十分识》对于“因才而生胆、因胆而发才”就加以论述。但前人所论，较为零碎琐屑。只有到了清初，诗论家叶燮才对才、胆、识、力四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论。其《原诗》内篇下曰：“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又解释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中国是抒情诗的王国，重在抒情言志。叶燮认为，才、胆、识、力四者，即是诗歌抒情言志的具体化，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融主客观于一炉，那“勃然而兴”的创作激情，才能化为生动的诗歌意境与形象，这是诗人创作赖以成功的的主观条件。所谓“才”，指才思、才华，又兼指诗人驾驭创作法则的艺术才能。有才华的诗人，必然要不断创新，自成一家。但是，“惟有胆能生才”，有了胆，诗人才华才获充分展现。所谓“胆”，指的就是诗人敢于独立思考、打破传统偏见、进行自由创造的艺术创新精神。诗人无胆，就会如三日新妇，动恐失体。所谓“识”，指的是文学家对于世界万物是非美丑的辨识能力。是非明，美丑分，诗人就能做到取舍在我，因情而发，辞随意定，自由驰骋。相反，诗人“无识”，则美丑混淆，是非颠倒，犹豫动摇，难取难舍，因而只能人云亦云，拾人馀唾而津津自得。所谓“力”，指的是诗人运用艺术形象来概括生活现实、抒发郁勃情志的功夫和笔力，以及在创作中那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气魄和力量。如果不经过长期的艰苦艺术锻炼，怎能不“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实际上，诗人所花费的心血功力大小，直接反映了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如俗话的说，一分劳动，一分收获，诗歌王国没有艺术懒汉立脚的馀地。但才、胆、识、力四者，并非机械割裂，各自孤立，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叶燮进一步解释：“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惟有认，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这里以“识”为主，又直接与诗人的世界观相联系，对后世诗人道德修养的锻炼提高有所启迪。叶燮有关“才胆识力”的理论，很快发生影响，如薛雪《一瓢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无不承其馀绪而详加发挥。其流波所及，直至今天而不息。（蒋凡）

【时序】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原是刘勰有关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概括。语出其《文心雕龙•时序》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民可知也。”又篇末赞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旷焉如面。”在《时序》篇中，刘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他以诸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事实，说明了“时序”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其理论核心是“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二句，“时序”与“世情”并称而成文，当属同义。而“时序”或“世情”，指的是历史生活与现实面貌。其具体内容，据《时序》全篇所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如论周代诗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周初太平盛世，诗歌和平雅正，或“乐而不淫”，或“勤而不怨”，君臣上下，同声唱和，心相鸣感。西周末期至春秋，王室衰乱，民不聊生，所以诗人或哀鸣，或愤怒，《黍离》之悲与《板》《荡》之怒，正是时代的呐喊。所以他进一步加以理论概括：“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风动于上”，指朝廷政治的兴衰隆污；“波震于下”，则指表现人们思想情感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时代政治，就有怎样的诗歌反响。二是君主的爱好和提倡文学。如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对于建安文学之盛，刘勰认为与当时的统治者曹操父子的“雅爱诗章”和大力提倡有密切关系。当然，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君主的提倡为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但过分夸大帝王的决定作用，则又是刘勰的理论局限。三是学术思想面貌。如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风起云涌，纵横家游说盛行，因此影响了屈原、宋玉的辞赋，联藻日月，交彩风云，其“炜炜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往往影响一代文风，“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明诗》），指出了玄学对于魏晋以后诗歌的影响。由此可见，是社会现实的变化，决定或影响了文学的历史发展；时代的精神，必然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文风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风貌有时偏于质朴，有时崇尚文彩，都受时势驱遣，而与时代审美趣味相合拍。所以说是“质文代变”，“崇替在选”。总之，刘勰“时序”，启人颇多。如唐刘禹锡“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之论（见其《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记》）；宋戴复古《论诗十绝》有句“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见《石屏集》卷七）；明李东阳“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其《怀麓堂诗话》）；清叶燮“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见其《原诗•外篇下》）；无不可见“时序”的影响。（蒋凡）